因而这 15 处应减去 2，实为 13 处。

应该承认，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前，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对个人信息权利束进行保护，有一定的现实原因，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个人信息具有交互性、社会性、公共性等特点，难以在民法所有权逻辑下成为具有排他性的、由个人支配的权利客体。

在规范逻辑上，违法处理个人信息（侵害权利束）的行为，可以直接激活公共监管和执法机制，监管部门应依法查处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该条规定意味着，个人享有要求负有保护职责的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权，个人信息处理者对相应合规义务的履行，不仅要受到监管部门的主动监督，也可因个人向监管部门行使请求权而启动。个人针对侵害权利束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应同时满足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的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即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不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且已造成损害。这些处理规则直接回应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条所设定的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之立法目标，构建了由国家主导、个人参与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法秩序。（二）对民事权利说的商榷 从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功能来看，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理解为民事权益的权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个人信息权利束中的各项权利，与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规要求相对应，是国家赋予个人参与个人信息保护任务的工具性、手段性权利。首先，个人可以通过提起侵权责任之诉实现对权利束的间接保障。第二组由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大国组成，这组国家虽然支持促进人权，但反对尊重人权的确定义务和扩大联合国行动范围。

[39]这明显地体现在1944年四大国参加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报道指出：上周即将胜利的喜悦被盟军所揭露的遍布德国之暴行的残忍事实所刺醒。1945年阿尔瓦雷斯向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第四次美洲律师会议提交的一份个人权利和义务国际宣言草案，成为1948年拉美国家通过的《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的基础。在接受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邀请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层就成立新的国际组织提出了多个方案。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认为人权与国际安全组织的任务无关。1944年5月，美国罗斯福政府邀请英国、苏联和中国赴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开会，具体商讨筹建国际组织事宜，讨论拟定国际组织宪章草案。

[62]谢伟思因此遭到迫害并被解职。[125] Hersch Lauterpacht, The Subjects of the Law of Nations, 64 Law Quarterly Review 97, 101(1948). [126] John Humphrey,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1968, 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 2(1968). [127] Louis Henkin, The Age of Righ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reface ix. [128]例如，2016年12月19日联大通过的71/189号决议《和平权利宣言》，A/RES/71/189。这些计划所定的最终统治，不是对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统治，而是对整个地球及其所有海洋的统治。罗斯福接受了记者的建议并在国情咨文中将五项自由压缩为四项自由。

[109] （4）宪章第56条规定：各会员国担允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以达成第55条所载之宗旨。如果这场保卫战失败，所有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人口和一切资源，均将为征服者所控制。[85] 在旧金山会议上，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提交正式修正案的截止日期是5月4日。[75]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18-19. [76] Kathryn Sikkink,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s Norm Protagonists of 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20 Global Governance 389, 392-393(2014). [77] Paul G. Laur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Visions Seen, 3rd Edi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168-170; Manuel S. Canyes,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and the Conference of Chapultepec, 39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04, 512, 516(1945). [78]《关于重组、巩固和加强美洲国家间的体系的协议》（1945年3月8日），载《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将《联合国宪章》与《国联盟约》加以比较，就足以认识到其革命性质了。在由顾维钧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第二阶段会议期间，没有再提种族平等方面的建议。

[49] Louis Henkin, Human Rights from Dumbarton Oaks, in Ernest R. May Angeliki E. Laiou eds., The Dumbarton Oaks Conversation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1944-1994, Dumbarton Oaks, 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p.98. [50]《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例如，早在1938年，美洲国家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第八届会议上就通过了《捍卫人权宣言》，同时还通过了谴责种族和宗教迫害的决议、支持妇女权利的决议以及关于工人结社自由的决议。

其中（丑）项规定：增进托管领土居民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之进展。[98]宪章序言有关人权的表述，实际上是对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以尊重人权作为抵抗轴心国侵略战争目标的重申。[130] 《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不仅具有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而且也为战后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宪章第55条（寅）项取自《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但增加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和遵守两处。同时宣布：他们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后来在美、英两国坚持下，苏联同意新的国际组织的目的也可包括和平与安全以外的国际合作事项。

[32]《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7—8页。《大西洋宪章》第5段提到的确保改进劳动标准、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目标，虽然是根据英国战时内阁的建议写进去的，也与免于匮乏的自由相联系。

并以适合各领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及关系人民自由表示之愿望为原则，且按照各托管协定之条款，增进其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有坚实基础的世界。

第1条第2款以往不被视为人权条款，因为从宪章起草背景来看，第1条第2款提到人民的平等权利及自决不特指殖民地人民，而更多地意味着民主。此外，当时拉美国家普遍感到受到美国的怠慢，因为美国政府曾承诺在成立新国际组织问题上与西半球同盟国协商，但拉美国家完全被排除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外。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二战后的当代世界史很可能被改写了。著名的智利国际法学者阿尔瓦雷斯（Alejandro álvarez）自20世纪初就开始建立关于承认的拉丁美洲国际法，并对个人权利的国际承认进行概念化。[104]在旧金山会议上，人权条款得到广泛支持的结果，不仅体现在宣布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的条款中，而且也体现在该组织的目的和大会权力的条款中。[26]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10月21日，赫尔建议会议通过四国宣言。

人权同和平与安全、发展并驾齐驱，已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三大支柱。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联合国宪章》没有这些人权条款，联合国就不可能马上建立人权委员会并迅速起草《世界人权宣言》，也不可能较早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国际人权条约体系。

对绝大多数黑人来说，美国用种族隔离的军队对抗实行种族灭绝的纳粹德国是苦涩的讽刺。为此，罗斯福运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服力描绘极权主义的危险，并提出了普世权利的积极愿景。

[10] M. Glen Johnson, The Contributions of Eleanor and Franklin Roosevelt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for Human Rights, 9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9, 22(1987). [11]《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38页。国民党表明，一点也不大打算放松它现在的权力所赖以保持的一党独裁的控制。

[66]今井清一『日本近代史II』（岩波書店，1977年）171頁。这样，美国政府为会议准备的有关人权的初步建议，主要集中于国际组织的大会有权对增进和遵守人权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虽然在1945年，《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对国家仅创设了较弱和含糊的义务，但其意义却非常巨大。罗斯福认为战后国际组织最后的真正决定应由美、英、俄、中作出，这四大国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将监管世界。

在宪章促进经济社会合作和尊重人权项目中，第55条具有中心地位。[23]这导致人权条款在旧金山会议上被列入《联合国宪章》。

[70]但由于在旧金山会议上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上述提案的内容，会议第一委员会没有采纳提案。同时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考虑这一提案，使其产生效果。

[29] 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第6章A节建议在适当时候（in due course），法国应有常任理事国席位。战争以来的压迫是人类的灾祸，压迫是与我们所重申的信念不相符合的。